留侯张良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张良是不是真的长得像女子?

我们总是会对古人的样貌很感兴趣，只是可惜没有可能再见到，只能从历史流传或者史书记载中去猜测一些。就比如四大美女美男，到底美到什么地步，我们是无从用眼睛去目睹了。那么，在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留侯张良，长得像一个女子，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那么这样的长相对于张良来说，到底是不是好事呢?

谈到一个人的忍耐，就不能不提一篇著名的奇文——苏轼苏东坡写的《留侯论》。

咱们先来欣赏一段这篇文章的开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后人评价说，苏东坡这篇文章写的一意贯通，反复到底，越出越奇。整篇文章有如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曲折变化、一泻千里，希望大家有机会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

刚才我们念了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谈到说，古往今来成大事的人，他们都有过人的气节，这个气节是什么呢?就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所以苏东坡这篇文章里边讲到了一个观点，根据这一点，苏东坡进一步又引申出一个观点：“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就是说高祖刘邦之所以能胜利，武功盖世的项羽之所以最后乌江自刎，关键一点就是在于能忍和不能忍。项羽往往不能忍，他轻而易举地就发怒，轻而易举地就露锋芒;而高祖刘邦能忍别人所不能忍，最后能养精蓄锐，保全锋芒，等待项羽一方出现漏洞以后，一战成功，取得天下。

在《留侯论》这篇文章里边，他讲到了两件小事，一个是楚庄王伐郑国。郑伯光着脊梁牵着羊来迎接楚庄王，表示屈服。楚庄王很有远见，他说，你看，作为一个国君，能忍受这样的委屈，他肯定能深受老百姓的支持，深受老百姓的信任，这样的人我不能跟他为敌，于是就释放了郑伯，并且跟他结盟了。

然后苏轼还讲到了一个跟张良有关的例子，说：你看刘邦能忍吧?但有时候他也忍不了。刘邦被项羽的军队包围了，危难时刻就盼着韩信来解救自己，结果韩信这时候横扫山东，扩大了势力以后，专门写报告给刘邦，要求刘邦封自己做三齐王。当时刘邦特别愤怒，甚至口吐脏口，我白天晚上都盼着你来救我，在这样危急时刻，你不但不来救我，还跟我讨价还价，还要做三齐王?

结果就在刘邦要发怒、暴跳如雷的时候，张良及时劝阻了刘邦：这时候你要发脾气，你丢的就不是一个朋友，你丢的是天下!事到临头要怒发冲冠、要雷烟火炮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到底要解恨还是解决?如果你要解恨，你就拍桌子瞪眼睛发脾气，这事会越来越糟;如果你解决，你就把你那个暴躁的怒火放到一边，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最后刘邦封韩信做了三齐王，韩信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

所以苏东坡在做总结，能忍别人不能忍的人才能真正成就大事，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在小事上多保持宽容、回避，不轻易露锋芒，这都是非常高级的智慧。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万里之才不辩于井市。”就是说真正有大志气的人绝对不会跟那小毛贼去玩命，不值得。真正有大才华的人绝对不会跟一个市井之人辩论三国的英雄一吕二赵三典威还是一吕二赵三张飞。这个浪费时间，而且没有意义。懂得宽容，懂得忍耐，这确实是一个人智慧的起点。

苏东坡最后感叹说，太史公司马迁以为留侯张良有这样过人的忍耐力，他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伟岸男子。结果实际上张良的貌似好妇人——张良长得有女相，非常温和，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太史公感叹说，这张良的内在和外在有点不一致。但是苏东坡的观点说外柔内刚这种长相，这才是真正的张良张子房，如果里里外外都是特别刚强，一巴掌宽护心毛，络腮胡子，长得浓眉毛大眼睛一身肌肉，那就不是张良了，那是张飞。外柔内刚，阴阳平衡，此真正之高人也。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虽然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挣到很多钱，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印刷很多钱币。近代历史上出现过滥印钱币的情况，造成的结果也是极其恶劣的。只是，这种情况并不只是近现代才有，古代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东汉时期，就有一次蝗灾引发的饥荒，朝廷认为应该多印钱币，然而却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那么，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票子(即钱币)是货币的表现形式，是刺激生产和消费的一个关键环节。谁的票子运用得好，谁就会受益、得利、富裕起来。然而，泡沫经济，金融危机，也无一不是在票子的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祸患。既然是票子惹的祸，那就还得靠票子来整治。由是，多印票子，多发票子，似乎就成了救银行、救楼市、救股市，增消费、拉需求等等的一剂灵丹妙药。

病急乱投医，发票子救急来得快，这是一个常理，但这个药方灵不灵，还要等病人服了才知道。就当下而言，因滥印、滥发票子而引发的后遗症，则早己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有关滥印、滥发票子的争论。不过，当时是铜钱，而不是纸币。为了赶时髦，姑且统称为票子吧。下面就选一段东汉朝廷准备滥印票子的时候，古人是如何谈论滥印票子的危害的。

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京城洛阳发生了蝗灾，老百姓缺粮闹荒，生活困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出现了经济危机。有大臣向皇帝上奏：“如今民众很贫困，就是因为现在的钱币又轻又薄，应改铸又厚又重的大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流通货币不足，币量太少、币值太小了，应该多印票子，多发票子，印大票子。

汉桓帝接到奏章后，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就把奏章批给朝中主管经济的有关部门和太学生中敢言之士去讨论。太学生中有个刘陶，是敢言之士，便向皇帝写了一篇奏章，文章写道：“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窃见比年己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轴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愍海内之忧戚，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竟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版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虽方尺之钱，何有能救其危也。”(见《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

该文诠译如下：当今的忧患，不在于钱币的厚薄轻重，而在于民众的饥饿。我看到近几年来，好好的禾苗全都进了蝗虫之口，杼轴织出来的布帛，没有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公家和官吏私人索取一空。百姓所忧虑的，哪里是什么钱币的厚薄，锱铢的轻重啊!既使把当下所有的沙砾都变成南方之金，把所有的瓦石都变成和氏之玉，但假使百姓渴了没有水喝，饿了没有饭吃，就算有天皇氏、伏羲氏纯洁的德教，唐尧、虞舜昌明的典章，也是不能确保朝廷无事的。

因为平民百姓可以百年家无积财，却不能一天没有饭吃。所以如何解决百姓吃饭的问题，才是当前最急切的问题。那些谈论国事的人，不去表达农耕是根本，反而大谈铸钱的好处;实际上，万人铸钱，一人夺用，尚不能满足，更何况现在是一人铸钱，万人争用呢。这样下去，既使把草木全变成炭薪，万物都变成赤铜，劳役不吃饭的小民，使用不饥饿的官吏，照样也不能满足贪得无厌的需求。如果真想使民富财足，首要的是，立即停止劳役百姓，侵夺民财，使老百姓没有劳役之苦而日渐富足。

皇上怜悯天下苍生的痛苦，想以重新铸钱来解救弊端，这就像把鱼养在沸腾的锅里，让鸟栖在燃烧的树上。水和树，本是鱼和鸟生息的地方，但因使用的时间不当，必然会鱼烂鸟焦。诚愿陛下放宽刻薄的禁令，推后铸钱之事的商议，倾听庶民百姓的歌谣，询间路人老叟的忧虑，仰观日月星辰的变异，俯视山崩水竭的预兆。唯如此，民心的向背，政治的得失，便可粲然明见，而不至于疏忽遗漏了。

我感到，当今地广而未充分耕耘，人多而粮食不足;奸佞小人竟相钻营求进，篡位夺权;贪官污吏横行天下，如猛禽一样，为窃食求饱，连皮带肉，一并吞食，仍不满足。我实在担心，在建筑城墙的时候，突然出现役夫、穷匠，执斧振臂，登高一呼，使天下积满怨恨的民众响应而云集，到那个时候，虽然铸出一尺见方的钱币，又怎能挽救这种危局呢?

汉桓帝接受了刘陶的意见，铸钱之事也没有再议了。

这个一千八百多年前古人对关于滥印票子的议论，与当今专家们关于货币使用的理论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但有一个道理却是千古不变的，那就是，本就是本，末就是末，本末是不可以倒置的。固本强根的事，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的。要知道“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切不可“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多“听民庶之谣吟”，勤“问路叟之所忧”，注意“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方能“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以上这些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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