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后人,而不说是刘邦后人?

《三国演义》中，刘备自称自己是中山靖王的后人，而这个中山靖王又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人，尽管这只是小说的杜撰，真实情况下刘备并没有这样自称，就算自称了也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进行证明的证据。但是，为什么刘备不说自己是刘邦的后人，毕竟刘邦的名气总比一个中山靖王要大很多，刘备为什么不这样说呢?

秦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对自己的宗室王公就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控制，所以秦朝崩溃的时候，王室子孙完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甚至连秦王子婴到底是秦始皇的儿子还是孙子，现在都还搞不清楚。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一方面时保留了在楚汉之争时期就已经倒向自己这边的异姓王侯，同时也大肆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侯。那时候封王不仅有封地，而且是正儿八经的国中之国，王侯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国内任命官吏、铸币等等，完全就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到七国之乱后，汉朝开始对同姓王侯加强管理，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每一个王侯的封地都要再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这样就削弱了宗室王侯。

这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刘氏子孙在自己的封底上养尊处优，无事可干，就生孩子，比如刘备的祖宗中山靖王刘胜，就生了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因此，皇室子孙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其中一些小门小户的皇室子孙也逐渐沦落到了和平民百姓一样的地位。就比如刘秀在起兵之前在贩卖粮食，刘备起家之前在织席贩履。

不过，总体来说，西汉的历代皇帝中，子孙扩散枝叶比较多的，实际上也就是汉景帝。汉高祖的子孙在吕后专制时期就被杀了一批，汉惠帝没有儿子，汉文帝虽然有八个儿子，但是到她登基为帝的时候，只剩下了四个。汉景帝有十四个儿子，汉武帝的儿子到他驾崩的时候也所剩无几，除了昭帝之外，只有广陵王和昌邑王还在。汉宣帝有五个儿子，汉元帝只有三个儿子，汉成帝无子，到平帝死的时候，元帝的子孙就没有了。东汉的皇帝总体来说，子孙数量不算太大。

因为刘备出道的时候还在汉末，刘邦子孙还有很多，数以万计。所以你在汉朝说，自己是刘邦之后，这和今天我们动辄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没有什么意义。要有意义，而且要能让人信服，就必须说清楚自己的支属、脉络，而且要有据可查。

比如刘秀出道的时候，就必须说自己是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人，而刘备则自称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这两位都是汉景帝的儿子，但母亲出身都不高。长沙定王刘发的母亲唐姬，中山靖王刘胜的母亲贾夫人，在汉景帝时期都没什么地位。汉景帝本人有十四个儿子，除了汉武帝，其他十三个全部封王。但就是这两位，对延续汉朝国祚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们的后辈子孙中出了刘秀和刘备两个杰出的人才，延续了汉朝国祚，也延续了刘邦的祭祀。

刘备为什么不直接说自己是中山王的后代，而要说中山靖王的后代呢?因为汉朝分封过的中山王很多，总共有十个人，刘胜只是其中之一，所以要对别人说清楚自己的出身来历，就必须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

此外，从礼法制度上说，虽然刘邦是刘秀和刘备的祖宗，但是他们作为皇室的小宗，只能祭祀自己这个分支第一个受封的人，以这个人为祖宗，而不能以皇帝为祖宗，否则就是僭越了，因为皇帝的正统只有一个，也就是后来的皇帝。没有当上皇帝，就不能以皇帝为祖宗，而只能以自己始封的祖宗为祖宗。

所以，刘秀在当皇帝之前，也只能以长沙定王刘发为祖宗，而不能直接以刘邦为祖宗。同样的，刘备在正式当皇帝之前，只能以中山靖王为祖宗，而不能以汉高祖刘邦为祖宗。只有当汉献帝退位之后，刘备正式称帝，以汉朝正统自居了，这时候他才能祭祀汉高祖，以汉高祖为自己的祖宗。

我们都知道，西汉时期有一个“文景之治”，即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的一个更好的治理时代，后来的汉武帝也经常被人们提到，他对于当时西汉王朝的贡献可以说是无法磨灭的。这样一听，似乎生活在当时的百姓生活应该很富足才对，可是这毕竟只是一种想象，事情的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百姓真的都能安居乐业吗?

有不少的国人对汉武帝满怀膜拜之情，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他那个“虽远必诛”的时代，很想穿越回那个激情燃烧、汹涌澎湃的岁月，享受那无比荣耀的时光。然而他们不清楚，作为汉武帝的子民，无论贫富贵贱，其实都没有多少活路。就以生存而论，汉武帝时期的三项政策，保准让你一夜间破产!

文帝、景帝在位期间，汉朝迎来经济繁荣

汉初七十余年间，承秦末战乱之弊，为解决人口锐减、财政枯竭的大问题，实行与民生息、厉行节俭的国策，通过减免农业税、裁兵归农等措施，大力恢复社会生产。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三十税一”的制度保证了农业生产和人口生育的积极性，人口数量激增，大量荒田得以开发，社会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生产上的繁荣景象，极大地充实了财政，使得国库中出现大规模的盈余。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武帝在位时，出现大规模的财政困难

然而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到二十年时间便把这庞大的财政盈余，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以至于出现财政枯竭、“县官大空”(《史记·平准书》)的局面。为筹集战争经费，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享受，汉武帝能做的，只能是加强对民间的搜刮。汉武帝搜刮政策的对象不分贫富，连只求温饱的农民也不能幸免。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以至于景帝时期重臣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谈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在年景好的时候也不过刚够温饱了，至于在灾荒之年，难免会有流离之苦。

即使在“文景之治”时，农民的生活也苦

在宽徭薄赋的文景时期尚且如此艰苦，那么在横征暴敛的武帝时期，农人更是没有活路。武帝对农人的搜刮，主要体现在提前征收“口钱”方面。“口钱”是口赋(即人头税)的一种(另外一种称“算赋”)，专向未成年人征收，汉初规定是7-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征收20钱。

但到了武帝时期，起征的年纪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至23钱。而在14-56岁之间，每人每年则须向国家纳钱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称“算赋”。

武帝时期，农民纷纷破产，无以为生

提前征收“口钱”，对普通农户来讲不啻于沉重的负担，在衣食难乎为继的困境下，各地频频出现“生子辄杀”的惨剧。汉元帝时期的御史大夫贡禹，曾在奏疏中谈到：“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见《汉书·贡禹传》)。

普通民众生活难以为继，有钱人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汉武帝强令推行的两条政策，分分钟足以让这个群体破产败家。这两条政策，一是“算缗令”，一是“告缗令”。所谓的“算缗”就是征收民间的财产税，其中的“缗”指穿钱的绳子，以一千钱为一缗。

武帝朝的军费，全系从民间搜刮而来

“算缗令”规定凡属有钱人，不管是否有无市籍(汉代商人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如实向官府申报财产及车船等拥有情况，并按规定交税。其中，商人每二缗征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缗征税一算;不是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即跑运输用的双轮木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而又有车的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条船抽税一算。

税率如此之高，民间在叫苦连迭之际，难免不会滋生隐瞒收入和抗税偷税的现象。为对付这些“顽劣分子”，朝廷规定，对那些抗拒不交、隐匿财产或偷漏税款的商贾，罚以戍边一岁，并没收其全部资产。同时，鼓励百姓告发违法者，一旦坐实，告发者会得到违法者一半的家产，这便是“告缗令”。

武帝时期，民间破产者比比皆是

经过“算缗令”和“告缗令”这两记“重拳”，在肥了朝廷的同时，民间破产败家者比比皆是。《汉书·食货志》曾以沉痛的笔调写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而《史记·平准书》则指出，经济凋敝、破败之象无以言表，出现“商者少，物贵”的现象。

由上可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不管贫富，但凡手中有点钱的，都没有多少活路可言，那真是一个令人苦不堪言的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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